“官僚买办”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转载)

从玉缤文

作者：孙大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696  更新时间：2007-12-29
　　
　　“官僚买办”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要认清“官僚买办”的卖国本质，应首先了解“买办”的形成发展与历史背景，和它在历史及今天的汉奸作用。
　　什么叫“买办”，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另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买办”原来专指清末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籍，采购人或管事，后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代理人。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鸦片战争以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
　　
　　“买办”阶层，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
　　“买办”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双重身份，在洋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国人面前又是老板；二是其经济利益是依附于外商的，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没有任何联系。
　　“买办”们的这两个特点，与汉奸是完全一样的。“汉奸”与“买办”的分别是，“汉奸”完全脱得赤裸裸的，而“买办”则是半隐蔽的。
　　“买办经济”，是一种严重依存于外国经济势力，而存在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依附经济，没有自立能力。当然，这并不影响“买办”阶层们先富起来，而且这个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无非是，把国外的垄断产品贩到国内来，再把国内的资源廉价的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买办”？象美、日等所谓崛起的国家，当初都是通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式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国家想如此崛起，就没有条件了。这些强盗发财后，当然会洗黑钱漂白了。
　　
　　今天这些崛起的国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想崛起，就只能够勒紧裤带苦干了，这个苦干不是短期内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把国外先进的产品贩进来，和把国内的资源廉价卖出去，却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睡床板，明天当老板，这就是“买办”经济，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思想解放了，从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李鸿章、汪精卫的确都是如此的。
　　“买办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母语的衰落。韩国是一个小国，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韩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韩奸。但是，韩国人在前些时候，对历史上的韩奸进入了界定，把这批人，打入了历史的耻辱柱中。一个小国能够这样有骨气，猜想，韩国的经济一定不是什么“买办”经济，韩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们，一定是通过“剥削”外国而崛起的，肯定不会为外国民营企业家做监工，做“买办”。所以韩国是不会容许戏子们去演日本艺妓的，也不会为了与“国际接鬼”而修改历史教科书。
　　
　　“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
　　
　　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此外，“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
　　“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什么叫“官僚买办”，鸦片战争前，“买办”必须经公行行商推荐、担保，并向广州地方政府及海关监督，请领执照才能充当“买办”，从外商处领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和小费。
　　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国商人，自己物色并雇佣“买办”，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者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入侵的“帮凶”，同时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部分“买办”逐渐“官僚”化，与此同时，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也日益“买办”化。这有力地促进了“买办”势力的发展，并使得中国“买办”阶级，一开始便同“官僚”结合起来，成为了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续性问题，应首先需要论究到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始点。
　　
　　“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似乎只要问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就行。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盗”，且不忙解释，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败的“官僚买办”，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不争事实。
　　
　　痛将士之壮烈，恨当今之腐败“官僚买办”。偌大之中国，屈服于西方，惨败于倭寇，让百姓欲哭无泪。纵观中国几千年，未曾如此阳痿不举。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几乎在相同时代背景下进行，结果却天壤之别。日本花了50年时间，打败了中国清王朝，还打败了俄国。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盛世”的大清朝，在一个甲子年间60年中，走向“毁灭”？，答案是“官僚买办”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是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大有非常相似之处。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的文人陈伯达，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约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根据日本资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
　　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还有美国方面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官僚买办”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这就是“官僚买办”葬送国民党的历史片段。
　　
　　洋腐蚀，催生新的“官僚买办”，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民生惨淡、消费不足，而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长太快、外汇储备太多，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买办”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二元对立”。“科学”与“人民群众”对立，“发展”与“公平正义”对立，“效率”与“环境保护”对立。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对包工头们的辩护词，是最厉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伪劣”、最毒的“精神消费品”进行辩护。这是为一切针对民众的“劫掠”、“盗窃”、“剥削”的辩护。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与人民分离甚至对立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极其危险了。这就如同一个人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的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肌体，并无实际意义，仅仅摆设而已。
　　中国的知识精英，整体上是稚嫩的。知识精英有了知识之后，失去了境界。一经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现实主义就压垮理想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加无政府主义，堕落了知识精英的灵魂。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但却没有良知的精英们，变成了聪明机警干练的苍蝇，附着于污浊和丑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觉悟，并不以此为耻，他们还在制造、传播、散布污浊和丑陋。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一个当头棒喝。为什么150年的苦难，还不能提高一点，中国知识精英分子的境界？遗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没有经得起考验，在向“钱”进的过程中，他们变质了。
　　
　　他们原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现在竟然长出伶牙俐齿，开始吃人肉了。谁是肉？当然就是人民大众的肉了。
　　“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参股中国银行，就是摘桃子，那么“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就是砍树，并且是连根刨走。外资摘桃子砍树，引发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次争论，姓中姓外的争论。目前外资借助“官僚买办”对中国产业和金融的扫荡，就是对中华民族的严峻威胁，这完全是在瓜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第一次是领土瓜分，这第二次是经济瓜分；第一次是用鸦片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第二次是用“官僚买办”的唯利是图，摧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中国人再次变成了一盘散沙，并且培育“官僚买办”精英集团，误导中国改革，用两极分化的鸿沟，把中国撕裂为许多碎片，中华民族的确己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当前右派的“官僚买办”言论甚嚣尘上，认为外资来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企业，对国家对民族只有好处没有危害，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讲什么内外企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官僚买办”的理论，表面好像很有逻辑，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十分荒唐，如果说，目前整个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全球化了，不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可关键目前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虽然正在形成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但是分配却没有全球化，仍然是谁的就归谁，美国就是美国的，中国就是中国的，彼此谁都不肯化给对方一分一厘，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所以对外资既不能妖魔化，更不能神圣化，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不是雷锋，他是来中国赚钱的，并且赚了钱要带走，既然是要赚钱带走，中国的产业，中国的银行，如果都被外资控制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财富，会越来越大规模流向国外，我们牺牲资源，付出劳动创造的财富，就都流进了外资所在国，我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上班下班就都白干了，那我们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官僚买办”经济，需要汉奸文化，汉奸文化方兴未艾，大小汉奸，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风光。
　　
　　中国的“官僚买办”腐败主要集中在，国家广泛参与的领域。包括大坝、道路和电网的建设。土地出售或授予使用权，也容易受到影响，金融服务和管制严格的行业。缺乏竞争性，高风险领域更易受到诈骗、盗窃、回扣和贿赂的影响。
　　美国、日本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可能因为竞争对手从事非法行为，以争取中国的业务，而处于竞争劣势。
　　“官僚买办”腐败，令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特别受威胁，因为那些不道德的地方官员，常常为保护中国造假者，以换取贿赂。
　　“官僚买办”的腐败，通过贩毒、拐卖人口和洗钱等，跨境犯罪的传播影响到其他国家
　　“官僚买办”让中国的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存活仅是5－8年，而发达国家的生命周期存活是10－20年左右，“官僚买办”让中小企业总是昙花一现，难以脱离各领风骚两三年的宿命。
　　
　　“官僚买办”危机使得产品的利润空间迅速降低，市场渠道一旦动力不足或失去动力，市场注定崩溃。用一家美国银行高管的话，美国银行，从中国建设银行投资中，潜在获利32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美国次级贷40亿美元损失。这就是很好的证据。
　　中国的“官僚买办”官员，廉价出让中国建设银行资产。为了保证中国国有银行成功IPO，一些“官僚买办”官员，采取非公开、非竞争性的私下募集方式，不惜以重大利益诱惑，拉拢国外银行参股。结果是损失了国家利益，肥了“官僚买办”个人利益。
　　原中国建设银行“官僚买办”行长，接受国外巨额贿赂，就是一个明证。类似，一些“官僚买办”官员，在对外金融投资中，同样出卖国家利益。
　　
　　中投公司“官僚买办”高价购买美国黑石公司股票，损失数亿美元，个中原由不言自明。这种“官僚买办”腐败，已经导致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此下去，是否会导致中国破产？2007年11月12日，中投公司，首个投资对象，美国黑石集团股价再次跳水，单日跌幅2.20%。至此，中投公司，亏损金额达到约7.44亿美元，约合55.34亿元人民币。按照20万元建设一所“希望小学”计算，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毁掉了“27670个希望小学”，数以百万孩子的梦想，因此破灭了。
　　“官僚买办”的内奸遍布朝野，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中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官僚买办”的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官僚买办”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
　　“官僚买办”导致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张宏良教授的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十多家银行，由“官僚买办”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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