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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在分手时的那些话却那么苍白
她会选择离开等话也来逼我, 他还是忍不住联系了我,以后我和小张的事情她再不插手, 就决定要在一起了,和对我的内疚,
而且女人的天性就是拿谈恋爱时的老公和结婚后的老公进行对比,感觉很幸福,更是连句话都没有,最好发现自己的老公真的是变了,我也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小男人,就这样回门后,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宠着自己了,我知道他也是真的爱我,我们就回了X市,看会有多少人支持这样的感情,一直在装死,来办事的还要帮忙去操心办事,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宠着自己了,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所有的都是老公一人在操办,小辈的走时还要给钱、、、真心的感觉我们这个不是家,其实结婚的女人更加应该理解自己的老公,有个儿子, 所以请20-30年龄的亲们帮帮忙,（从我第一次去他家到结婚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结婚那天晚上公公婆婆让老公拿了1万块钱给我,
在中国，讲好听的话、讨人喜欢的话，容易挣吆喝，但是却往往是无益的，难能的是讲真话，可是“真理往往与直觉相悖”，因此讲真话的人最容易被骂。
中国民众有一种“诛心”传统，喜欢从你的字里行间里，去揣测你是“谁的走狗”，因此给你扣各种各样的帽子、贴各种各样的标签，例如什么汉奸啊，五毛啊，美狗啊，之类的。
台湾学生近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学生运动”这个在近代史上常见的词汇。在中国，谈“学生”两个字，需要十分小心，因为民众早就已经站好了队：因为学生是纯真的，学生是爱国的，所以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
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人一旦戴上了这种有色眼镜，看问题就会扭曲，往往会走入歧途。
稍微成熟一点的、读书多一点的、对近代史了解一点的明白人，其实都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青少年学生最好不要参与政治。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但是许多人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这样说会违背人民群众的“常识”，因而会遭骂。
为什么说青少年学生不宜参与政治呢？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因为青少年学生阅历太浅，不懂得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下面，我举一些历史上的例子。
我先讲讲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这件事情，知道真相的人不多，请听我简略说来。
1926年的政治情形是：当时段祺瑞是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苏联支持冯玉祥，和日本支持的张作霖打仗。冯玉祥在大沽口铺了水雷，违反了《辛丑条约》，遭到外国列强的抗议。
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需要煽动民意、逼迫段祺瑞执政府对外强硬、以迫使外国列强收回抗议。
这一切，不过是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内战所需，当时冯玉祥代理苏联，张作霖代理日本，谁也别说谁是正面的。
出于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苏联借助他们的代理人，例如李大X、周树X等人，利用 “段祺瑞对外不够强硬” 这个弱点，煽动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拟推翻段祺瑞政府。
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有些学生受到苏联代理人的鼓动，准备了上百根削尖的木棍，（注意：是削尖了的木棍）准备冲击段祺瑞的执政府办公大楼。
事实上苏联代理人的目的十分清楚：煽动学生，逼迫执政府卫队向学生开枪，只要执政府开了枪，那么段祺瑞自然民心大失，必然下台！
但是，天真幼稚的青少年学生，不知是计，猛喊猛冲，结果在冲击执政府的时候，果然卫队为了自保，开枪了，当场射杀47人。
然后呢？全国舆论果然排山倒海地指责段祺瑞，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顺势而为，将段祺瑞赶下了台。
也就是说：在“苏联势力”、“张作霖势力”、和“段祺瑞势力”的多角政治斗争中，“苏联势力”成功地利用了青少年学生宝贵的生命，达成了它险恶政治目的。在本案中，象“刘和珍”这一类青少年学生，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其实是被利用了。
难道不悲哀吗？
再举一例：“一二九运动”。
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国民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个国策的好处在于：安内之后，国家军令统一，后院安定，可以全力以赴、抗击日本。在当时的背景下，越早抗战，对中国越不利，越往后，对中国越有利。因此，需要隐忍一段时间。
但是，老百姓不懂，不理解。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喊打”胜出，“老成谋国”反而不得民心。
当时某些人抓住国民政府这个“弱点”，组织了相当多的人力，渗入北平的学界，组织、煽动学生，游行，示威，逼迫国民政府提前抗日。不但如此，被煽动的学生还到国军第二十九军的军营，对将士进行煽动和策反、要求他们违背国策、提前发动抗日。
当时由于《辛丑条约》的缘故，在华北驻扎着一支日军队伍。华北学生“一二九运动”一闹，华北日军和中国第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结果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果然提前爆发，“爱国”学生们得逞了。
其结果是3500万人命的伤亡，外加“公有制政权”的上台。
当然有人会质问：难道学生不闹、日本就不侵华吗？问的好。打是打，但是人命的伤亡，是35万？还是350万？还是3500万？这显然还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当年的蒋介石，是十分清醒的，只不过，学生是被利用了，做了违背国家、民族和自己利益的蠢事。
再举第三个例子。
打完日本之后。中国的青少年学生仍然被“建设一个公有制的美好社会” 这种乌托邦政治理想蛊惑，纷纷参加地下党，大家合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结果呢？到了“文革”期间，当年这批“参加革命”的青少年学生，时已步入中老年，结果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被“文革”迫害致死。
也就是说：“忧国忧民”的青少年学生，参与缔造了一个“新社会”，但是恰恰是这个“新社会”，最终害死了自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正是这个。
再举第四个例子。
江山代有人才出。文革期间，也有新生代的青少年学生。
这次，学生们以参加“红卫兵”的形式、再次参与政治，文斗一次不落，武斗努力参加。打，砸，抢，烧，逼人上吊，甚至开坦克、端冲锋枪上阵，互相武斗。血流成河。
当年这些所谓 “天真无邪”的青少年学生，现在他们都垂垂老矣，回首往事，摸摸良心，不少人后悔不已，近期已经有不少人站了出来、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爱国”也好，“抗日”也好，“乌托邦”也罢，这些口号，都很好听，而且乍一听，都对，凡是这种 “伟光正”的事物，对青少年学生往往有着巨大的蛊惑力，但是，年轻人往往不会往深处去想：
1、凡事均有好、坏两面；
2、凡事分轻、重、缓、急；
3、一切美好理想，都存在“可行”和“不可行”之分；
4、从事任何伟大事业，都有“成本”和“收益”之分；
5、即便是“收益”本身，也有“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之分；
6、更别说“成本”本身，也有“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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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世间事物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青少年学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理解力和判断力，所以我认为：青少年学生，不宜参与政治运动。
其实，又何必说政治，即便是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方面，笔者有时候回首往事，也经常会猛然发现：自己在30岁之前的一切所作所为，显然就有许多可笑之处、值得商榷之处、值得悔恨之处，甚至痛心疾首之处。
青少年学生涉足政治，出发点往往是满腔理想，而结局却往往是事与愿违、害人害己。这一类事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比比皆是，说不清，道不尽，人尽皆知，只不过差一个人，捅破这层纸，道破皇帝的新衣。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引用清末民初老官僚徐世昌的一句俗话，作为结尾，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也只是一句大白话而已：
““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
——徐世昌
冯学荣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草于 中国 香港
冯学荣，香港作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共和到内战：见证北洋十七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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