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不顺的职场困境怎么办？ _ 也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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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爱国
2014年6期《读者》刊登了王恩山《对美国说ON》的文章，大意说：1946年钱伟长放弃了年薪8万美元的优厚待遇，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月工资仅为15万金圆券，只够买两个暧瓶，迫于生计，只好同时在几所大学兼课，但仍不得温饱。1948年友人捎信告之，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亟愿他回该校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钱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一项，钱伟长毅然填上“ON"。时局混乱之时，他选择了留在祖国。
人生虽说如白驹过隙，但在匆匆而过的几十年中，悲欢离合是非坎坷荣辱沉浮，各种经历在所难免。钱先生作为大学教授，由美国而中国，又迫于生计，为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想复去美国。一个现实中人，这样的经历太简单，太平常，并无大起大落的壮举，也无特异新奇之处，实在没什么可张扬的。王之所以要谈钱先生这些旧事，目的当然是说，钱先生如何爱国，为了忠于祖国，宁可放弃自己个人利益，不为金钱出卖灵魂，作民族败类；更希望我们都向钱先生学习，具有民族气节，要忠于祖国，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个人利益之上。这用意无疑是好的。我也希望每个中国人爱自己的祖国，关键时候不做民族败类。但我还想就钱先生遇到的提问，再谈一点看法。
每个人必须爱国，这是不容置疑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这些历史人物，在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惜身死而蹈气节，为国捐躯。因此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而流芳百世。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成了日本侵华的帮凶。不管汪的主观意愿是否真想当汉奸成为民族败类。人们只讲事实，汪为国人唾骂而遗臭万年。
但进一步想，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或法抗清，今日看来，金人是满族的祖先，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的成员。金人入侵也好，蒙古大军南下也好，其实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斗争，都属于内战。说到底他们只是各为其主，为皇帝老子打仗。而不是真正为中国为中华民族而战。有人说江山半壁岳家祠，岳飞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于是有中国；文天祥未能继续保住这半壁江山，却反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中国不同样存在吗？
所以我认为我们宣扬岳飞文天祥这些人为民族英雄，歌颂他们崇拜他们，说到底还是人性自私的表现。人是自私的，我为人人还是为了人人为我。而自私也有博大精深的学问。人与人之间有血缘上的讲究，有亲疏的区别，有感情上的不同，同学同乡同事都于一般人不一样，就别说本国人与外国人之别了。人又非孤立地存在，社会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身处尘世之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真可谓危机四伏了。于是，在与千万人交往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就必须区别对待了。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视为自己人，危急关头越容易成为自己的帮手。于是，在宋朝金国人是外人，我们就要歌颂岳飞文天祥，把他们看成民族英雄；在明朝满州人是外国人，我们就要歌颂史可法，将史可法树为民族英雄了。
既然说一个人爱国忠于祖国，其实质还是为了自己。国家文明富裕强大，自己才可能生活更好。我们就不能盲目地为了所谓爱国而爱国。就需要从深层次更广义的角度来思考爱国问题了。
世界上无人没有国家。但国家终究是由政府来领导的。国家不变，政府可以变。因此，我们不能将国家等同于政府。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交战，实际上还两国政府间的交战。譬如前些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实际上只是美国政府和萨达姆政权交战。作为伊拉克人，站在国家立场，似乎应义无反顾投入抗击美国的侵略中。但想想美国打的是萨达姆政权而非伊拉克，就更应该从狭隘的国家观念上跳脱出来，从正义是非的角度来审辨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属于谁。谁正义就应站在谁一边，帮助谁。而不能让保卫祖国这些漂亮口号迷惑自己，不分是非曲直，以为保卫国家政权就是爱国了。这时站在正义的一方，才是真正爱国，真正忠于自己的祖国。一个人只有善恶是非分明，才可能做好人；一个国家政府只有公理正义为本，才可能成为老百姓信赖的政府。一个国家只有有了让人民满意的政府，人民大众才可能有更理想更舒心的生活。打倒一个违背人民意志的政府，对于国家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认为钱伟长面对“是否忠于美国”的提问时，不应简单地断然拒绝，而应大声地回答：“我忠于公理和正义”。
衡阳柏坊铜矿唐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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